新时代以来，中国翻译学界不断拓展研究视野，积极探索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在诸多研究进展中，有两个方向尤为引人注目：一是对翻译动态过程的研究，强调翻译活动的生成性和过程性特征；二是翻译与传播的融合研究，即在考察语言转化的基础上，将传播学中关于信息流动、媒介生态和受众反馈等维度纳入分析框架，以便更加全面地理解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功能与影响。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信息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信息传播不再单纯依赖语言文字，而是广泛融合文本、图像、声音、视频等多种符号资源，构成高度复合的多模态传播载体。这一变化不仅重构了信息的存在形式，也重新定义了翻译传播的对象与边界。在此背景下，翻译不再只是促成不同语言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更是多模态符号系统之间的关键接口。

　　与此同时，译者的身份和角色也发生深刻变化。他们不再只是不同语言的转换者，而是成为在文本、图像、声音、视频等多个信息模态之间互动的“跨模态协调者”，以及兼具双语或多语种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判断力和国际传播力的“多模态策划者”。在字幕生成、图文信息协同发布、短视频配音翻译等具体的任务实践中，译者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与多模态编辑能力，能够在算法平台和新媒体逻辑下进行内容策划与传播控制。这种技术嵌入式的传播实践活动促使译者逐步从翻译的“执行者”，转变为内容的“共创者”和传播过程的“参与者”。

　　有鉴于此，翻译与国际传播融合研究不仅前景广阔，而且潜力无限。一方面，译学界亟须超越传统的“静态文本”研究导向，可逐步将图像、音效、视觉构图、时序节奏等非语言要素纳入翻译与传播考察的双重视野，建立动态、开放的研究框架。要实现这一转型，翻译学应主动吸收传播学、社会符号学、多模态话语分析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资源与方法工具，关注不同符号系统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的协同作用，探讨翻译在多模态语境中的再生产机制。这不仅有助于深化翻译理论的内涵与外延，也为实际翻译操作提供了多维指导。比如，在国家话语体系对外传播的实践层面，可以构建系统的多模态翻译研究范式，这将有助于增强译文在视觉、听觉与情感层面的感染力与说服力，推动国家形象的立体化呈现，进而不断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

　　另一方面，译学研究亟须加强对翻译之后的传播效果与接受反应的系统性考察。传统的翻译学研究往往止步于源语文本与译入语文本之间的形式对等或语义重构，强调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规律，而忽视了翻译产物在进入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后可能产生的接受效果。事实上，这也是当前国内译学界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只看过程，不重结果。然而，全球语境差异显著，翻译文本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常常面临接受认知与情感反应的巨大落差，这种文化错位往往会直接影响翻译后的传播效果。在以效能为导向、媒介多元交织的国际传播格局中，翻译的最终目的不仅在于准确传达原文意旨，还在于实现特定的传播目标，构建不同社会语境下的跨文化共识。为此，译学研究者应将译后传播效果纳入研究重点，更加重视译文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的受众感知、解读框架与情感反馈，评估其在传播链条中所产生的实际效用与社会影响。译学研究者可以通过定性访谈、问卷调查、用户交互行为追踪等方式，深入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对译文内容的认知模式、接受维度与情感反应。同时，还可以通过舆情数据挖掘、关键词热度分析、跨平台流量监测等技术手段，对翻译文本传播的覆盖范围、议题发酵路径、情感倾向变化等进行量化评估。这种融合数据分析与语境解读的路径，能够推动翻译学研究从产出导向走向效果导向，逐步建立起涵盖“翻译—传播—接受—反馈”的研究范式。

　　从长远来看，翻译学与传播学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学科交叉的大势所趋，更是回应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战略需求的必然选择。以此为契机，翻译与国际传播融合研究的繁荣发展，必将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独特的学术论域和研究路径。

　　（作者系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高彬）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